中國經濟存在哪些“小問題”？
一，重復建設和兼并困難問題。重復建設問題在中國很嚴重，根源何在？流行的說法是，計劃經濟放開以后，各部門，各地方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導致重復建設。
問題是，西方企業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為什么重復建設沒有我們這么嚴重？我的研究表明，重復建設歸根結底與國有產權制度有關。辦任何企業都有兩種收益，一種是貨幣收益，另一種是控制權收益。前者可以理解為通常講的利潤，后者包括指揮下屬帶來的心理滿足感，當經理的社會地位，在職消費，將企業資源轉移到能給個人帶來其他好處的用途等所有難以用貨幣度量的個人收益。在國有企業中，經理和政府官員只能得到控制權收益，卻沒有合法的貨幣收益。為了追求控制權收益就必須多辦企業，進行重復建設。比如說，假如全國只需要建五個汽車制造廠，但五個汽車制造廠只能安排五個總經理，如果建五百個汽車制造廠，就可以安排五百個總經理。于是，官員和國有企業有不斷建設新廠的內在沖動。五百個汽車制造廠可能會使整個行業的貨幣收益變成負的，企業虧損，但這是由全國人民承擔的，與政府官員和經理關系不大。如果政府官員和經理們持有企業股票，他們就不會搞那么多重復建設了。
國有企業兼并難，也是同樣的原因，因為兩個企業變成一個，就少了一個經理的位子。在西方，經理若搞重復建設或阻止有效率的兼并，股東可能會賄賂他，但是在中國，“股東”太多了，沒有人會有積極性去賄賂經理。對中國政府官員和經理來，搞建設，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因為只有通過一個一個的項目，才能得到控制權收益，所以他們特別熱衷于鋪攤子上項目。
二，企業內部的權力斗爭問題。“內耗”是中國企業的一個普遍現象，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常常忙于爭權奪利，而不是改進企業績效。不單國有企業，象四通，聯想這樣所謂的“民營企業”也不斷爆發權力斗爭。當然西方企業也有權力斗爭，但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程度上，中國企業內的權力斗爭都要嚴重的多。為什么？我的結論仍然是產權制度問題。因為在現行的產權制度下，企業經理沒有股票，只有控制企業，才能獲得個人好處，而獲得權利又沒有一個合法的交易市場，比如一個私人企業，要獲得控制權，需要把股票買下來，要付出代價。但是在國有企業和象四通這樣的民營企業，控制權的轉讓與股票轉讓是沒有關系的，因此，大家的心思都放在怎樣獲得控制權。獲得控制權就變成了政治斗爭，中國的國有企業就變成了一個政治組織。
與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經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在這里。在私營企業，經理持有企業的股份，盡管退休會帶來控制權收益的損失，但如果有一個年富力強的人接替自己，這種控制權收益的損失可以從股票的增殖得到補償。相反，在國有企業，經理只有掌握控制權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損失而沒有補償，因此，除非身體特別糟糕，退休是不劃算的。聯想集團[2.46%]用分配股票的辦法解決“元老”問題，真是聰明之舉，值得所有類似的“民營企業”效仿。不解決所有權問題，企業內部的權力斗爭就會無休止的進行下去，國有企業很難有真正的起色。
三，惡性競爭問題。惡性競爭在九九年曾經爭吵激烈，中央有關部門還下了一個文件，不允許企業降價。所謂惡性競爭，指的是許多國有企業的價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邊際成本。以經濟學的觀點看，這也許不可思議。經濟學證明，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價格等于邊際成本，這是社會最好的事；如果競爭是不完全的，價格將高于邊際成本。但在中國市場上企業為什么把價格定得低于邊際成本？一種可能是為了把競爭對手消滅，然后壟斷市場，獲得壟斷利潤。但事實上，除電信業外，目前中國市場沒有一個面臨競爭的企業可以壟斷市場，比如浮法玻璃，全國有二百多家生產廠家，有哪一家企業會期望能壟斷市場呢？
那么究竟為什么？我的研究表明，惡性競爭也與產權有關系。簡單地說，在國有產權制度下，經理在企業收益中占的份額大，而在成本中占的份額小，這樣個人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比率與企業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比率是完全不一樣的，只要能把東西賣出去，就可以得到好處，至于成本，可以通過種種方式留給國家，于是，對經理來說，把價格定得低于成本是合算的。比如說，部隊辦了一家餐館，用軍用飛機到廣州把基圍蝦運到北京的成本是100塊錢，但這100塊錢中僅有一小部分需要經理考慮，那就是飛行員的飛行補貼和當地進基圍蝦的采購價格，至于飛機的折舊等等都可以打入軍事費用，于是這個餐館可以把成本100塊錢一斤的基圍蝦賣到二十塊錢。80年代，軍工企業用生產飛機的原材料生產自行車和電冰箱，所以在市場上頗有競爭力，其實與惡性競爭沒有什么區別。
所以，惡性競爭的基礎是現行的產權制度。在這種產權制度下，競爭有時不一定是好事。西方經濟學中，“完全競爭”是最好的，但是，在國有制下，完全競爭卻絕對不是最好的，因為完全競爭會使企業把價格定得低于成本，造成資源的過度消耗。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產權制度和市場競爭是不相容的。
四：商業道德問題。中國的商業道德是非常差的，講信譽的人實在太少了。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有不講信用的底子。我認為不然。古人講求誠信。比如說，19世紀，山西票號西到圣彼的堡，東到神戶，大阪，那么遠的地方，沒有中央銀行監督，但是信譽很好，沒有賴過帳�，F在有那么多政府部門在監督，信息傳輸又快，信譽恰恰一塌糊涂。那么，是什么糟蹋了中國人的信譽和商業道德？
答案還是產權問題。所謂信譽，很簡單，就是犧牲眼前利益，獲取長遠利益。在博奕論中，只有在進行重復博奕的時候，有充分耐心的時候，人們才會講信用。但我們的產權制度使得幾乎所有博奕都變成了一次性博奕。這個企業今天我管，明天誰管？不知道。那么我為什么要為了明天的利益而犧牲今天的利益呢？所以，大家都搞一錘子買賣，騙了一把算一把。如果企業是自己的，即使不想干了，也想賣個好價錢，也有積極性建立一個好聲譽。所以說，道德基礎敗壞與產權制度有關。當我們用一把火燒掉了地契的時候，也就燒掉了中國人的道德基礎，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問題，燒掉容易，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大家經常說現在是“黃世人害怕楊白勞”，當時我們就是要讓黃世人害怕楊白勞，現在我們自己變成黃世人了，又覺得不好。如果沒有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中國的道德基礎不可能建立起來，中國的市場經濟將只能是充滿騙子的市場經濟。
五，投資行為問題�，F在大家都說人們不愿意投資，所以總需求疲軟。人們的投資行為是由預期決定的，預期什么？最重要的預期是產權的預期，也就是投資后的收益是否能得到保證，自己栽的樹果子是否歸自己。如果個人的產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人們就不會有穩定的預期，誰會愿意投資呢？破壞產權不僅僅是把東西從你手里拿走，任何隨意改變博奕規則的政策都是破壞產權。我今天買輛車，沒什么限制，突然明天宣布說你的車尾巴太短，不能上長安街，這就是破壞產權。
有人說鼓勵投資的最好辦法是降低稅率。其實最好的辦法是保護產權。中國的投資問題不在稅高稅低，而在于征稅的對象是沒有安全感。比如說，一個國家稅率為零，但政府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隨時沒收你的產權；另一個國家的稅率是百分之七十，但個人的產權得到有效保護。那么，顯然后者比前者對投資者更有吸引力。不保護產權，降低稅率作用微乎其微。中國的資本都流到國外去了，再用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無異與趕走親娘找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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